你会发现⼈类⾯临着四⼤基本约束：东西不够，⽣命有限，互相依赖，需要协调。⼈类社会的种种现象和制度安排，⽆⼀不是为了适应这四种基本约束⽽衍⽣出来的。
当别⼈在讨论到底是公平重要，还是效率重要的时候，学过经济学的⼈明⽩，公平背后往往是效率的考量，不是单个⼈效率的考量，⽽是整体 社会长远发展的效率的考量。公平和效率，往往是⼀枚硬币的两⾯。
在斯密看来，⼈是⾃私的，但也有爱⼼；爱⼼只能适⽤于⼩圈⼦，⽆法延伸到更⼤的范围，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市场这个陌⽣⼈互助的平台，才 能满⾜每个⼈⽇常⽣活中绝⼤部分的需求。⼩圈⼦靠爱⼼、讲同情，⽽⼤世界靠市场、讲规则。斯密的重要建议是：不要搞混了，不要在家庭、朋友圈⾥⽄⽄计较，过分讲究市场规则，也不要在市场上强求陌⽣⼈表现出 不切实际的爱⼼。
更何况，我们也不容易确定，该怎么⾏善才是有效率的。如果只有⼀笔奖学⾦，应该给又穷又笨的孩⼦，还是给又穷又聪明的孩⼦呢？很多⼈会说应该给后者。但有另外⼀种看法认为，聪明⼈脱贫致富容易，笨⼈变聪明难。真要扶贫助弱，应该把钱给前者。从这个⾓度看，⼀些富⼈设⽴巨额奖学⾦，给考上美国名校的孩⼦作学费，就更像是投资，⽽⾮⾏善。
成本是放弃了的最⼤代价，⽽如果没什么可放弃的，也就不存在成本。沉没成本，就是指那些已经发⽣但不可收回的⽀出。当我们没办法再收回、没办法再放弃时，就不存在成 本。凡是提到成本，我们⼀定是向前（未来）看，⽽不是向后（过去）看的。所以，沉没成本不是成本。
我们年轻的时候花⼤量时间去学习不同的课程，参加不同的社 会实践，⽬的就是要搞清楚，哪个职业能给⾃⼰带来最⼤收益，能最⼤限度地满⾜⾃⼰的兴趣，同时⾃⼰所花费的成本是最低的。你拥有你的⽣命，但是你的⽣命是怎么度过的，你 的职业是怎么选择的，很⼤程度上是由社会上其他⼈决定的。
在真正的市场上，不是原材料的成本决定了产品的最终价格，而是供需关系决定商品的价格，商品价格决定资源成本。一个企业家，当他把产品生产出来，放到市场上卖的时候，它会根据供需关系来决定产品的售价。他是能卖多少就卖多少，能赚多少就赚多少。把钱赚到手以后，再把赚到的钱倒过来归结到前面每一个环境的生产要素里面去，从而给这些生产要素定价，决定它们的价值。
事实上，不是政府想高价买地，就能把土地以高价卖出去的，政府之所以高价卖底，是因为人们对住房的高需求导致了高房价，而高房价才使得高地价成为可能。政府免费拍卖土地会产生的区别是：如果政府拿土地去拍卖，那么政府收到的土地出让金，就是明钱，这笔钱能够进入国库；如果政府把土地免费给开发商，开发商就会通过各种暗箱操作的办法，去争夺政府免费派发的土地。最后的结果是，政府本来能够收入国库的土地出让金，会变成暗钱，在官员和地产商之间私分。
资源是有限的，如何最有效地利⽤有限的资源，使其获得最⾼的效 ⽤？办法就是把资源分摊到不同的⽤途上，并确保资源在这些不同⽤途上 获得的边际效⽤都趋于相等；如果出现不等，那就应该不断地把更多的资 源挪⽤到边际效⽤较⾼的⽤途上，直到资源在这种⽤途上带来的边际效⽤ 下降到与其他⽤途的边际效⽤相等为⽌。这就叫边际平衡的概念。
因此，每⼀个⼈都应该成为边际平衡的⾼⼿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应该利⽤⾃⼰有限的时间、有限的精⼒，在⾃⼰所能涉及的所有领域、所有活动、所有选项当中，根据边际平衡的规律来分配时间、⾦钱、精⼒和其他资源，从⽽使总效⽤达到最⼤。
需求第⼆定律是说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需求对价格的弹性会逐渐增 ⼤。它的意思是，当出现新的情况、新的冲击时，⼈们寻找替代⽅案的范围⼀开始可能没那么⼤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选择替代⽅案的空间会越来越⼤，能够找到的对策就越来越多。
只要做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，人们就能够取得收益的最大化。那么随着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普及，我们对人类未来的需求和供给的预测会不会越来越准确？新的计划经济时代会不会到来？其实， 人类社会要解决的问题，不是边际平衡的问题，而是怎么应对变化的问题。
对于垄断企业——主要是那些通过⾏政保护⽽形成的垄断企业，合理 的矫正办法，并不是对它们的产品实施价格管制，⽽是要停⽌⾏政保护， 打开市场的进⼊通道，⿎励竞争者的进⼊。否则，仅仅搞价格管制，就不 仅不能消除⾏政垄断，⽽且还会造成产品分配过程中的⽆谓损失。⾏政垄 断是错，价格管制也是错，错上加错，并不会变成对。
在美国，⼀个钢琴⽼师的收⼊不⼀定⽐⼀个修车师傅⾼，开垃圾车的 清洁⼯，收⼊很可能⽐⼤学⽼师还要⾼。谁赚得多，谁赚得少，讲的不是 职业的贵贱，⽽是互相依赖的程度。 在⼤城市⾥，重要的不是你是谁，⽽是你跟谁在⼀起。不要以为⾮得有天⼤的本事，才能够在⼤城市⾥⽴⾜。⼈与⼈之间讲究的，不是你个⼈ 的本事有多⼤，⽽是你的本事跟别⼈的本事能不能相匹配，你们之间能不 能够互相服务。
权利是文明的产物和特征。作为文明社会的一分子，我们都应当掌握一些关于权利的知识和理论。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的皇冠，它对 权利的理解特别值得我们重视。
每当⼈类经历了巨⼤的错误、有了惨痛的经验以后，就想避免再次发 ⽣这样的错误，于是⼈们就逐渐建⽴起对权利的约定、对权利的安排，⽬的是要减少错误，减少损失和失败。所以权利来⾃错误，正确也来⾃错误，⼈类在过去惨痛教训的基础上，⼀点⼀点地改变我们社会的制度安排。
当我们为一切事物——不管是选择、需求、价格还是权利——引入时间的维度后，需求就有了急躁、耐心之分，商品就有了现货、期货之分，价格就有了现值、期值之分，而这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基础。
以教育为例。个⼈或政府，到底应该投资应⽤学科好，还是基础学科好？应⽤学科短平快，学了就能上⼿，学了就有收益；基础学科投⼊⼤， 见效时间长，成功机会⼩。当然，在基础学科上⼀旦有新的发现，它对⼈ 类的认知能⼒会有量级的提⾼。投资哪⼀个，取决于我们怎么看未来。如 果我们看的未来不是那么远，我们的耐⼼不是那么⾜，就应该多投⼊应⽤ 学科，做⼀些短平快的事情，追求即时的回报。所以在⼀些发展中国家， ⼈们普遍愿意学⼀些容易上⼿的学科，这是合理的；⽽⼀些⽐较富裕的国 家，他们对基础学科的投⼊⽐重就⽐较⼤，这也是合理的。
任何⼀个⼈，不可能对谁都保持贸易顺差，也就是说他不可能长期只⼯作不消费。国家也⼀样。同样，任何⼀个⼈也不可能对谁都保持贸易逆 差，也就是他只消费不⽣产，永远不劳⽽获。国家也⼀样。
⼀个逻辑清晰的理论，在现实⽣活中经常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挑战。我们有时会遇到这样⼀种状态，就是我们明明知道那个原理是对的，但是⾯对与之⽭盾的那些⽅案、说法、观点，还很难⼀下⼦就指出其错误所在， 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
你不找竞争，竞争会来找你。不断迭代，不断学习，才是长久之道。
员⼯在⼀个企业⾥的议价能⼒，取决于他在别处的机会。他在别处的 机会越多，他在这个企业⾥议价的能⼒就越⾼，因为他随时可以选择离 开。⽽如果⼀个⼈在别处的机会已经⽤尽，⽬前的收⼊已经是众多选择⾥ 最⾼的了，那么他就没什么议价能⼒可⾔，只能⽼⽼实实待在这个企业⾥⼯作。
宏观经济和公共选择两个领域，都研究个人在集体中互相协调的规律。 每个人都想多挣一点钱，但如果政府有求必应地多印钱，那每个人都会变穷；每个人的意见都应该得到尊重，但如果每个人都去投票，投票的结果可能恰恰会损害大部分人的利益；人人都赞成把富人的钱分一点给穷人，但真正受益的可能是中产阶级；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但越是让陪审团员来判案，错判的概率可能越大。
⽣活中到处都是冲击，要应付这些冲击，⼈们的反应不是即时的，⽽是滞后的，不是全⾯的，⽽是渐进的。这本⾝就是合理的。额外的⼲预不会解决问题，⽽只会产⽣新的问题。
⼀个重要的原因，是⼀个社会最穷的⼈，他们的知识、时间、精⼒致使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参与往往很不够，他们根本没有意识、没有能⼒，也没有资源替⾃⼰说话。⽽社会当中最有钱的⼈，他们也不屑于过多替⾃⼰说话，他们不在乎多交那么⼀点税收。⽽社会中处于中等收⼊的阶层，他们有很⼤的积极性，他们有很强的动机和能⼒，通过选举为⾃⼰说话，为⾃⼰办事。结果是社会上最富和最穷的⼈，共同补贴了社会上的中产阶 级。
所以要论公平，说不清楚哪种规则更公平。论资排辈、先到先得，按⽂凭⾼低来决定、按年龄⼤⼩来决定、按出⾝来决定、 按职位⾼低来决定、按出钱的多少来决定，都做不到绝对的公平。但按出价的⾼低来做决定有⼀个特点，那就是因为这种竞争规则⽽引发的⽆谓的损失、竞争的成本会降到最低，所以它是最有效的。 你可以说⼀个社会认钱不公平，但是如果你不认钱，你就必须认其他的，认男⼥、认出⾝、认官职、认智⼒、认体⼒，所以⽐较之下，认钱更有效率。不仅更有效率，⽽且它更公平。⼀个⼈要改变⾃⼰的性别、出⾝、种族、肤⾊、智⼒、教育背景、职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相反，要攒⼀点钱却是相对容易得多的事情。